任继愈 1916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等。

    日前，任继愈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讲堂”发表了“今天看科举制度”的演讲，梳理了科举制度的优劣。在演讲中，他还针对当下人才培养的缺陷，提出吸收科举制度的优点，改变原来的考试方法，同时设立国家博士，承认自学成材的人，让社会教育发挥起来，不一定走学校教育一条路。

科举弊病在内容，不在制度

    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随时代有所不同，唐朝考诗赋，看文学水平如何、字写得如何、语言是否得体、相貌是否端正等；宋朝主要考议论时政；明朝开始，皇帝的权威进一步提高，我们看历史上汉朝和唐朝，君臣讨论问题都坐着，有个成语叫“坐而问道”就是从那儿来的。到了明朝以后，臣子站着都不行了，得跪着，也谈不上坐而论道了。

    科举考试不再考对事情的看法，就指定几种书，答案范围也指定了，必须按照程朱注解四书的观点来作答，叫八股文。

    明清时代科举考试考八股的内容，考程颐、程颢、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八股不许有自己的思想，题目出得也很怪，最初题目就是从四书里面出一段，几百年就那么几本书，题目出完了，就出对答句，上一句的半句接下一句的半句。

    科举的弊病在于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考试的制度。考试的制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国家制定标准，大家按照标准来做，这是个有效的可取的做法。在名额分配上，长江三角洲多一些，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少一点。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定期考试使人才不间断，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要提高人的素质不能只靠学校教育

    辛亥革命以后，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最早学欧美，后来学日本到解放后学前苏联，自己传统的制度被废止了。只走办学校一条路，小学、中学、大学走下来，延续到现在。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难考，考试越来越难，人数越来越多。教书育人，教书不是目的而是方式，目的在于育人。现在学校制度的问题在于育人面窄了，考上名牌大学的人很少，考试的内容也窄，只考学校教的内容。

    我看我们国家图书馆收录的博士生论文，虽然也有好的，但是总体水平在滑坡。有词不达意的，有抄袭的，独立思考的少。博士生尚且如此，大学生这种现象更普遍。有消息说大学生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了，大家还在议论该不该开除。

    我认为一个大学生将别人的成果拿来自己用也是一种知识的贪污，若是将来当了官，对别人的利益是不是也要贪？

    所以要提高人的素质只靠学校教育是不行的。教育有三条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三个来源，现在只剩下学校一条路了。有的家长是双职工，成天见不到孩子的面，家庭教育几乎没有起到作用。社会教育现在也没有行动起来。

    科举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把自学放在第一位，当时也有国子监、太学，各省也有书院，但是人数很少，多数是半工半读，用自学的方法达到国家要求的水平，这种方法和道路值得开辟，让社会教育发挥起来，不一定走学校教育一条路。比如我们国家规定中学生的课程，社会应该办相应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科技馆，要广泛地设立。

机械化生产不合格博士

    还有培养高级人才，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问题。过去我自己也培养过博士生，一个导师最多带一两个学生，很少有带3个的，属于师傅带徒弟型的。

    当时我在西南联大，老师带学生就一两个，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和我的老师汤用彤都是好几年一共才带三四个。

    用手工生产培养大量的人才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的导师每年带20个学生，3年有五六十个，老师跟学生有的都没见过面，有名气的老师分给年轻助教帮着带等现象都存在。研究生必须写论文发表在某些刊物上才能毕业，我问有的学生怎么沉不下心来学习呢，他说没办法，头一年要学外语，第二年要写论文，第三年要联系发论文还得找工作，没时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