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平：“工作分享制”是建立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基础上的，而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刚刚建立，还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系统。“工作分享制”目前看更多的是一种理想模式，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肯定会导致用人单位用人成本的增加。我们计算了一下，平均一个人的保险占了一个人工资的47%(5项保险加上住房补贴)，这个支出是必须的，企业肯定不会很乐意去采取“工作分享制”，因为人力成本太高。

    主持人：实施工作分享，可能遇到的障碍有哪些？

    陈维政：首先是观念障碍。一方面企业总是希望录用一专多能的员工一人干几人的事，不希望几个人干一个人事，另一方面传统的观念认为企业的员工应保持高度的稳定,“只有全日制工作才是正式工作”的思想也会阻碍工作岗位分享制的实施。其次，工作分享可能导致部分员工的收入降低，并导致优秀员工与平庸员工的矛盾。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分享，势必使部分员工的收入降低，但对于一些技能平平的员工来说能有一份低收入的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强，因为那是他们生存的基本保障。第三，绩效考评方案的制订和执行困难。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往往沿用计划经济时代考评政府官员的“德、能、勤、绩”标准对企业员工进行考核，较为轻率的企业干脆简单地用出勤率、政治学习的考试成绩，甚至抽签的方法决定下岗人选，使考评造成企业与员工、员工之间的巨大矛盾。

    虽然目前在我国推行工作分享还有这样那样的障碍，但有的企业为了有效解决冗员问题，已对工作分享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上海卷烟厂便是其中的典范。

    现在提“分享”合适么？

    主持人：工作分享制有其好的一面，但也有其他一些不利的因素，比如效率如何保证等等。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下，推行工作分享制是否合适？

    陈维政：工作分享制目前推行的时机已经成熟。工作分享实际上不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是完全不增加劳动成本也不可能。我承认，员工的劳动时间很长，不实行工作分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如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工作分享，不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这种优势。以前实行的减员增效政策有一定的好处，可以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也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比如社会的不公平，弱势群体等。现在新一届政府更多地强调和谐，而且不再特别提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这种形势下，我们的经济并没有放慢，还是在高速增长。所以，现在提工作分享，严格讲，在不明显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适当考虑一些解决不公平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时机已经成熟。

    张车伟：我不认为现在推行工作分享制是一个有利时机。我们计划体制就是就业分享，一个人的活由三个或四个人来干；我们不能再人为地干预劳动力市场，要尽量减少这种干预。

    工作分享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一种很理想化的东西，在我们国家实行起来比较难。当就业时间、就业形式、就业地点变得更加灵活的时候，就业岗位自然就会增加，这是世界的趋势，而不是分享就业。

    戴平：工作分享制可以作为一种探索，先在企业推行，让老板觉得这样做确实对企业有好处，先以利益引导。如果实践证明，“工作分享制”对个人有好处，对企业有好处，对社会扩大就业也有好处，就可以推广。

    尽管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是对企业来说，考虑更多的是效益，一定要让企业觉得有好处，企业才会去做。而政府不太可能去干涉企业太多，因为企业现在有用人自主权，政府没有权利去干涉企业的用人。怎么能让企业接受这种理念，这是一个难题。可先在个别企业做些尝试。（记者王红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