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当潘菊拿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她心头一阵激动，连忙告诉一个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同学给她回复了一封邮件，里面这样写道：“祝贺你加入一个在中国越来越垃圾的群体！”

    同学的自嘲里隐含着诸多的无奈。如今，一年多的读博时光过去，潘菊并不承认自己是垃圾，但的确感受到了和当时那位同学一样的无奈、压力和困惑。

      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和导师聚在一起聊一聊

    “在国外，导师为博士生做的事应该比博士生为导师做的事要多，而在国内，刚好颠倒。”武汉某重点大学管理学博士生远潇说，有些博士生就是导师的打工仔，而且没有报酬。

    “我们这些留在国内读博士的人同样很优秀，但成绩与我们差不多的同学出国读博后，很快就出成果了，而我们在国内要出成果却很难。”远潇认为，博士生阶段是一个人学术生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而国内的博士生培养机制没能给博士生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因而，他们往往付出更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像同辈在国外取得的成果。

    作为文科博士生，武汉某高校传播学博士生何军(化名)和远潇的生活比起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个人自由支配时间很充足等，但学术上的困惑是共同的。

    读博一年多来，何军很少有机会与导师就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交流。“只有逢年过节我们才能聚在一起聊一聊，平时很难见到导师”。

    除了很少有机会与导师交流外，与同学交流的机会也不多。何军曾经提议与同专业高一级的博士生搞一个学术交流活动，但没有多少人响应，至今也没能如愿。

    在远潇的促成下，他所在的研究所尝试着每周搞一次博士生学术交流会，但在邀请其他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参加时，却得不到回音。“相比之下，跟以前完全没有交流还是好多了，不同思想的碰撞会产生一些灵感，有些碰撞出的火花对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国外的研究成果多在形成期间就已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能被广泛认可。而国内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各自为战，其成果在国外被认可的情况也大打折扣，远潇说：“有些文章哪怕是第三、第四作者中有一个是外国专家，文章被收录被认可的情况就会好很多。”

    导师带的博士生过多也是影响博士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远潇介绍，如果算上不脱产的在职博士生，有些导师带的博士生达到二十多人，还有何质量可言？

    在采访中，不少博士生表示，在欧美，导师与学生情同父子的情况很多，他们也很希望能拥有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导师，但国内这样的导师却不多。

     男博士生们大多以看电影、电视剧来消磨时间

    “整天除了做饭就是睡懒觉！”武汉某高校一位文科女博士本硕博连读后，已经很难找到学术研究的动力了。

    “读了3年的博士，做了3年的饭，没去过食堂，还乐此不彼”，这是何军身边一些女博士生的真实写照。何军介绍，女博士生更生活化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被称为“第三性”的未婚女博士生都是孤独苦闷的。她们本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而现实却让她们感到无奈无助。

    男博士生们则大多以看电影、电视剧来消磨时间。何军说，有时候两三个同学一起通宵看电视剧，“只是跟本科生相比，很少有玩游戏的而已”。

    何军说，博士生群体是大学里最苦闷的一族。人文社会学科的博士生大多没有导师安排的课题做，平时又很难得到导师的指导，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很闲。

    “我们也想一心搞研究，做出成果，但是却没有这样的大环境。”何军认为，导师指导不够，学术交流太少，激励机制又不健全，使得博士生们的科研积极性普遍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