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杨洋的第三份工作了，这个武汉某大学新闻学硕士生在走入社会的三个月里，已经连“跳”三个单位，穿行三个城市，从武汉到重庆再到广州，她告诉记者：“也不知道能在这里呆多久。”

　　“黄金十一月”拉开了2007年的求职大幕，除了07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大军中不乏同样“孜孜不倦”的杨洋们。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413万人，其中有六成(约250万)未找到工作，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中由于各种原因有近70%(约117万)会在一年内有一次以上的工作变动。

　　这群人在求职市场中已经占到三分之一强，甚至催生了大学生“求职旅馆”。

　　毕业后3年转换工作的“合理跳槽期”，正被大量的“三月之痒”所替代。有人说这是“80后”的“集体浮躁症”，有人说是经济宽裕的家庭纵容了他们，有人说这是企业注重工作经历的误导

　　发展空间小“铁饭碗”先扔后奏

　　“其实我也不是不安分想到处跑，觉得工作要么就求稳定长久，追求生活安逸，要么就轰轰烈烈，干出一点成绩。两样都没有，我只能继续寻找。”2006年7月毕业的西南大学法学系本科生杨玮，上岗才半个月就扔掉了自己的“铁饭碗”，离乡背井，奔忙在各个求职市场。

　　虽然全家人都极力反对他辞掉甘肃省某地质局工作，但杨玮一脸的不屑。“在这个部门工作没有达到我期望的任何一点要求：首先，单位有严重的超编现象，面临事业单位改制，可能呆不长久；其次收入太低，1个月才1000多元。第三，我的专业是城市规划和土地经济方面的，他们是工程地质，完全不沾边，我只能做相关法律的科员工作，更没前途。”

　　杨玮告诉记者当时自己是“偷偷跑出来的”，家人都不知道。他跟单位打了个招呼，就跑到了南京、杭州。“要么是专业不对口，要么是待遇不好”，最后他辗转到了上海，前前后后已经花掉了3000多元。

　　对于这一番周折，他说起来神色还是有点黯淡：“出来的时候就想着离开那个地方，以为要求低一点找工作应当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我的要求还是太高了——要‘低’到业务员才成。”

　　和当初的义无反顾相比，这几个月的“颠沛流离”给了他不少挫败感，“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从毕业到现在一直靠家人资助，觉得很对不起家人，现在只能自己节约一点，尽量少花家里的钱。”

　　无论如何，杨玮对自己的未来还是很有信心：“我的目标是找一个能长久的工作，这样我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只是，这个目标到底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他也不知道。

　　毕业三个月“跳”了三个单位

　　在毕业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杨洋已经一路从武汉来到重庆又来到广州。

　　“辞掉第一份工作，我一点都不后悔，虽然那个杂志社名声很响，但是里面的氛围太糟糕，阅读群体很狭隘，也很低端。每天想一些离奇的故事，实在折磨人。我主要做编辑的工作，没有‘写手’资源，虽然稿费很高，但压力很大。而且杂志社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周围的同事素质也不高。”她说自己从杂志社走出来的时候如获大释。

　　后来重庆晚报招人，杨洋和班上另外一个同学跑到重庆去考，过五关，斩六将，才“血拼”出来。“我被分到跑社区，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到那个地方，没有固定的通讯员，每天在街边找‘料’，太累，工作这么久一直很郁闷。”另外一个同学是做文化新闻的，轻松很多，这又让她有些失衡。离开重庆似乎成了她唯一的选择。

　　得到广州这边录取的消息，杨洋连自己的档案都没有取，头也不回地来了。她现在一家媒体的市场部工作。虽然朋友都替她惋惜，但她说：“在这个都市，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毕竟还年轻嘛！”

　　各有理由为了恋人家人

　　“我是为了迁就男朋友才一路从荆州跟到了广州。”去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邹艳一脸甜蜜。毕业后，她在湖北荆州的一个汽车零配件公司上班，因为男朋友在广州工作，所以一直没有安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