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以这次的实习作为一个样本分析，能很清晰看到其中串连起来的演艺市场各个链环——学生、学校、演艺中介和演艺场所——真实利益驱动。10月9日和10日，孩子们启程时候，这实习和这舞蹈学校办学9年以来的其他实习看起来并无二致，依旧是一个多方共同获利的机会——孩子们获得经验和金钱，也让家长们的期待得到满足;学校可以从老规矩的实习费用提成中弥补学费欠缺并有所获益;演艺中介同样通过演出提成获益。剩下的看起来获益最不明晰的，只有演艺场所。表面上来看，演艺场所是各方获益中全部费用的支出方，以23名女生为例，支付每人每晚100元的演出费用，这其中的25元归学生，25元归学校提成，50元归负责学生们吃住、服装、演出安排和其他一切琐碎事宜的演艺中介——也就是她们的领队和师姐韦乾娜所有。

    有杭州酒吧的观察者曾经做过比较，在杭州不同地段的几类酒吧中，黄龙商圈的演艺吧消费相对其他酒吧算是贵的，人均100元以上，这也就决定了演艺吧的主要消费群体是“30岁以上的高消费人群”。而目前绝大多数演艺吧按照常规经营，基本只能处于收支平衡，行内的利润潜规则就是客人向表演者赠送“花篮”的提成。演艺吧主体消费者“找乐子”的消费需求取向，成为暧昧滋生的土壤。吧主们并不掩饰逐利目的，更让这暧昧逐渐成为一种强制的规则，甚至还伴生了演出者不陪酒每天扣50元钱的这种规定。在提供表演外，演艺场所的老板们，对于自己花钱请的表演者们理直气壮提出了更多附加要求。

    在这个环节上显露出来的是演艺中介的作壁上观，组织这种演艺吧跑场的中介似乎并不在乎演员们的私人感受，相反，有的还认为这是演员自己获利的方式，不算坏事。而且花篮提成中，演艺公司是没有一分钱的利益，自然情愿置身事外。成熟的跑场艺人们如何与各自的中介公司或者演艺吧老板讨价还价我们不得而知，但具体到此次实习的女生们，只能求助于自己的领队师姐韦乾娜。而韦乾娜的双重身份和个人经历或许限制了她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按郭桂生的说法，韦乾娜是学校1999级的优秀学生之一，毕业后就在黄龙的演艺场所工作，而且后来“成为杭州现代歌舞团的股东之一”。2005年，柴卫红不再经营现代歌舞团，学校的实习是由韦乾娜出面负责联系，新的合作中介是“大漠风铃艺术有限公司”。郭桂生说，“韦乾娜实际上也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之一”。所以，虽然合作中介改变，但郭桂生并没有觉得有太大变化，用他的话说，“完全信任韦乾娜”，即便是现在，承认学校的“经验主义”错误之后，郭桂生还是会为韦乾娜辩解，“其实做领队很辛苦，这次带这23名学生，她也是为了帮学校一个忙”。更戏剧性的是，学校办公室张贴的师资力量公开栏上，韦乾娜的照片在12月1日、郭桂生不得不接受电视采访的那天，替换了其中一名老师的位置，重新被贴了上去，上面注明的身份是“实习指导老师”。

    在韦乾娜和学校方面，至少在事情扩大化之前并没有主动停止全部实习的意图。最初2名女生的意见只是在学校和家人之间小范围沟通，班主任韦丽娜传达的意思，和韦乾娜对她们做的工作没有太多区别，都是让她们“再适应一下”。在家长支持下态度鲜明的孩子后来受到了部分老师用词严厉的指责，理由是其他学生并没有同样的情绪。但学生们承认，韦乾娜并没有为难她们，“一直对我们很好，帮我们买了车票，最后走的时候，还安排了师姐送我们到车站”。即便是家长们和校方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现在，孩子们对领队韦乾娜并没有什么抱怨。

    舞蹈学生的迷惘青春

    事件演变到最后，来自大河乡的10名学生一同退学。大河乡属于桂林市的北郊，漓江从全乡穿境而过，大规模的城市化征地运动中，不少村落的土地已经被征用，以待开发。更遥远的村落，因为毗邻漓江，开发针对桂林市居民的农家乐项目也成为不少农户重要的副业收入。联合起来向学校“讨说法”和赔偿的6名家长，解释自己能够如此执著的原因是，“不像偏远地方的农民那样好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