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辞劳苦”的招生姿态和“欠费教育”的宽容举措，成为民办艺校与公办学校之间的明显差别，郭桂生当然清楚自己并不是在做“希望工程”，作为有经验的商人，这50万元的投入，他期待并且有把握获得的是更大的产出——在规范的3年学制安排上，通过最后1年的实习期，从学生们在演艺场所的实践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费用，成为民办艺校收回成本并获得利润的关键，也是这个行业内心照不宣的规则。

    1999年初，招来的第一批学生进入实习期。只是寻找实习地点并不像郭桂生想象的那样简单，学校和演艺场所之间并不会发生直接关联，必须依托作为中介的演艺公司来安排和统筹。那时候的实习主要在桂林市内的旅游自然风景点和刘三姐景观园。到了1999年底，第一次有演出中介自己找上门来，是柴卫红的杭州现代歌舞团。柴卫红原本是到公办的桂林艺校要人，但艺校并没有开设现代舞专业，柴卫红才辗转找到了舞蹈学校。此后，通过与现代歌舞团的合作，杭州成为舞蹈学校定点的实习基地之一。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成为学生们的实习去向之一。

    学校最开始并没有专门的现代舞课程，只有基本功和民族舞，等到1999年学生们开始实习，发现很不适应，演艺市场出现的是对于现代舞的大量需求。郭桂生马上进行课程调整，现代舞专门成课，分量占到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二，民族舞被弱化，内容上以群舞为主。2000年，学校向有关部门申报了“中国舞表演”专业，获批准后，学校的性质也从开始的职高学历教育转换为艺术类中专的学历教育。“虽然在学历层次上没有变化”，校长靳英慧解释，“但是文凭不一样了，学生和家长们也觉得中专文凭更好就业”。

    改变还不止这些，从2004年开始的中职学校深化改革扩大招生规模的进程，显然也深刻影响到了桂林舞蹈学校，招生人数出现激增——2004级49人，2005级117人，2006级103人。但校舍的规模并没有扩大，2005年9月之前，一直租用象山区翠竹路的一处场地办学，年租金从16万降到13万元，并持续到这个区域拆迁之前。校长助理郭珍、也是郭桂生的妹妹说，“因为拆迁时间只给了3个月，学校一时间找不到更合适场地，只好租用了甲山路部队的场地”，搬到了军艺艺校的地盘，共用校门、教室和练功房。现在的校舍看起来只能用简陋形容，除正副校长之外，桂林舞蹈学校老师们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的传达室里，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分隔成里外两间，里间摆了一台电脑。学生们的宿舍是一栋两层的房子，从原来的6人一间变成12人一间，但租金甚至比以前更贵，郭桂生说，“每年13.5万元”。比较起来，郭珍感叹:“以前的环境好多了。”

    校舍缩减外，文化课比例也在缩减，尤其是数学课。靳英慧的表述是“2005年初之前，教学计划是严谨的”，此后的“弹性教学摸索，显然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这次开始实习的23名女生，2006年4月入学，接受基本功和舞蹈学习，期间只有8月28日到9月28日一个月开设了语文、政治、英语三门文化课，此后就被安排开始为期1年的实习。根据校方提供的数字，目前三个年级全部的实习学生是78名，其中绝大多数是“欠费学习”的学生。

    演艺市场的复杂需求

    对于这些学习舞蹈的孩子们来说，实习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学的就是为了上台表演”。舞台冲动和实习工资一起，构成了实习的诱惑力。而校方在实习动员中显然更加强化和放大了这种诱惑力。具体到那23名入学仅6个月的学生，她们的家长其实也曾质疑过这么短暂的学习时间，究竟能让孩子“有什么本事挣那么多钱？”是校方的信誓旦旦以及和学生家长共同签订的三方实习演出合约，让他们逐渐解除了疑虑，所以，在校方要求每人缴纳1000元“实习押金”时，这些拮据到连每学期2480元学费都无法全额缴纳的家长们，为了孩子们不失去这次机会，硬是东拼西凑交齐了各自的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