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的“陪酒事件”和2003年曾被媒体披露过的江西省文艺学校萍乡分校学生“夜总会实习事件”一样，相对真实地呈现出同一类演艺市场的供需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链环上各个节点的运作规律和现实边缘。对于舞蹈的艺术想象之外，这些金字塔底部的真实和构成它们的细节，更令人震撼。

    要求整改的舞蹈学校

    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2006级103名学生，入学6个月后，就面对着校方“演艺实习”的动员。校方描绘这为期1年的实习前景包括“杭州正规演出场所”，“有实习工资”，“前3个月750元，以后增加到每月1000元”。“自愿报名”和“校方筛选”下，中选的23名女生于10月9日和10日两批前往杭州。“实习基地”是黄龙体育馆商圈内的若干个演艺吧，酒水之外，客人向表演者赠送“花篮”的提成，是演艺吧老板更看重的利润来源，“陪客人喝酒”成为“花篮”销售的潜规则。年仅十五六岁的实习女生们不仅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跳舞，也同样被老板们强加着必须适应潜规则。“领队”师姐临时传授的脱逃技巧，并不能让她们每晚都那么幸运。

    本能的排斥和实习工资的诱惑之间，女孩们做出最终抉择并不容易。23人中率先要求停止实习的只有2个人，后来增加到6个，而且是同乡——事后退学的10名学生，全部来自同一个乡，其中2名并没有参与此次实习。孩子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回来就好”，愤怒的是感到受骗的家长们。从媒体到妇联再到教育局，“陪酒”事件进入官方视野，教育局组成了专门调查组，继就事论事的调查结论之后，教育局通报全市，对这所民办学校的“严重违规办学行为”进行了严厉惩处，责令学校“全面整改，期间禁止招生”，“召回所有实习学生，退还所有违规收费款项”。

    被召回来的学生，目前呈现出一种“杭州没有人强迫我们陪酒”的集体认知。对于陌生人的提问，她们选择了沉默和报告老师。面对必须要回答的提问，她们表达了“如果学校组织，还是会去实习”的愿望。而老师们更乐于强调的是，实习的女孩们大多数“根本就不想回来”，“跟领队的关系很好”，“现在还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去实习”。还有59名学生不顾校方劝阻，情愿放弃学籍，直接从实习进入了工作。

    民办艺校的双重身份

    京剧演员、保险公司职员、下海商人，这是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董事长郭桂生41岁之前的人生经历。广西戏剧学校中专毕业之后到南宁的剧团是按部就班，他一度也是唱得小有名气的国家三级演员，转行后回到桂林进保险公司，1991年下海经商，跑到巴拿马做贸易时已经35岁。从国外回桂林，郭桂生发现了新的投资机会，“跟以前的师兄师弟们联系，他们中好多人都在南宁办起了艺校，办得都还不错”。郭桂生发现，这个领域的“就业市场非常好”，好到“完全是供不应求的程度”。那时候南宁的艺校早已发展得很具规模，有近20家，而且“因为桂北的女孩子好看，都来桂北招生”。1997年，郭桂生投资50万元，创办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算是桂林最早的民办艺校之一。

    学校起步规模不算大，并没有校园建设的硬件投入，只是租用办学场地，有专门的练功和排练场地，是舞蹈学校对办学场地的首要要求。其余就是要有能满足学生的居住和基本文化课需求场地。起初拿固定工资的专职的教职员总共9个人，第一年招来的学生只有47个。最初的招生，按照郭桂生的描述，“完全靠诚意”，是在桂北地区翻山越岭、到农民家里费劲唇舌“很辛苦的事情”，家长们关注的是两大的问题——学费和就业，他们缴纳不起每学期2000元左右的学费，也疑惑孩子们学了3年跳舞出来究竟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是不是吃青春饭，这个学校是不是骗人的。尽管学校许诺了就业前景，也同意先拖欠学费，经过了郭桂生的反复到访动员，最后把孩子送来上学时，家长们依旧将信将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