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俄罗斯年”即将落下帷幕。选择在这样的时刻推出我们精心准备的“俄罗斯年”特刊，是因为我们希望，国人不要因“俄罗斯年”的结束而“遗忘”俄罗斯，国人对俄罗斯的记忆也不要永远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中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共同合作的成果———《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一书近日正式出版，成为中国教育界献给“俄罗斯年”的一份厚礼。为此，我们采访了该书主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

　　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与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可比性和可借鉴性。然而，近20年来中国教育界似乎正在遗忘俄罗斯。

　　记者：此次出版的《20-21世纪之交中俄教育改革比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俄两国在教育领域内进行的第一次如此广泛的合作。策划此书是为了今年的“俄罗斯年”吗？

　　朱小蔓：2003年10月中央教科所就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在莫斯科签订了“2003-2006合作协议书”，双方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合作是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则条款。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决定做这件事情时，并不知道完成该书之时，即是中国的“俄罗斯年”，这两件事情遇到一起是非常偶然的，也算是中国教育界为“俄罗斯年”献上的一份厚礼吧。    

　　记得当时签完合作协议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H.E.鲍列夫斯卡娅向我提议，能否搞一个世纪之交的中俄教育比较研究，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2004年5月她专门来中国商讨此事，经过多次磋商最终达成具体的工作协议。鲍列夫斯卡娅虽然是历史学博士，但是上世纪80年代她就开始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当代教育的研究，她对中国教育的熟悉程度常常会令我们惊奇。我认为，像鲍列夫斯卡娅这样的人，既是俄罗斯改革的局中人，又是汉学家，同时与中国教育界有着密切的关系，由她出面全面参与是这个项目能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俄罗斯的教育理论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教育界，像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发展教育思想等。俄罗斯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朱小蔓：中俄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曾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建国以后，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始发国。那时在中国不仅有以凯洛夫为代表的教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而且有教育体制、专业设置、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全面学习，更有多个领域一大批苏联专家在工作岗位上的深入交流合作。第二次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开了国门，在教育借鉴方面，首先被引入介绍的是苏联的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各种理论流派，中国教育界学习苏联教育再一次达到高潮，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赞科夫、阿莫纳什维利、巴班斯基、达维多夫等苏联教育理论家的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

　　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思想的涌入，中国学习苏联的热情逐渐进入低潮。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几乎中断了。近20年来，中国人很难看到俄文的教育文献，这是非常令人遗憾和担忧的。

　　其实，中俄两国的可比性和互补性程度，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达到的。首先，中俄两国有一段共同的社会主义探索的经历。尽管上世纪90年代后俄罗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是不会简单地逝去的，人们的传统观念不会因苏联的解体而彻底改变；其次，虽然中俄两国的转型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在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进程迈进，都会遇到许多相同的矛盾和问题。另外，俄罗斯有着极其深厚的教育基础，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其教育质量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从俄罗斯的教育改革和经验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界似乎正在遗忘俄罗斯，更多的学者愿意研究和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教育改革的参照系现在变得很单一、很倾斜，听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声音。其实，无论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与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可比性和可借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