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我们希望了解是什么支持着您为中国教育事业做的这一切：开复学生网，上千封的回信，大学巡回演讲以及公开信……一般来说，处于您这样位置的人是非常忙碌的，而且外界对于您的热情有许多误解，比如，您的动机，是否在实现您所在企业的商业愿景或者个人的“商业愿景”？还是您将这一切看作您个人的责任、兴趣或者是您工作的一部分？

　　李开复：我对于教育的关注说来话长。1990年，我应联合国的邀请做学术讲座，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在和学生们接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后，中国的学生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聪明、努力和勤奋，但是没有足够好的环境让他们学习，这让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幸运。同样是炎黄子孙，但是我有幸在最成功最进步的国家长大，接受最好的教育，但和我一样血统的人却不够幸运。我问自己，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这是一个开端。但那时我能做的也只是跟几名同学保持联系，回答他们的一些邮件，帮他们写些推荐信，不定期回国来做些讲座。后来我加入微软公司，回到中国组建研究院时，发生的一件事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就是我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提到的那个故事，一名来自中国顶尖大学的同学跟我说：“我以后要跟你一样成功。”我还以为他说的是要做科学家，或是加入好的公司，但他说的是像我一样管人，能够控制一批人，每月发薪水给他们。给我很大触动的是，这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学习，为什么他会有这样错误的想法呢？可能就是社会的错误价值观、教育的体制失误、父母的高期望等这些环境对他造成的影响。而且当时很多人都像他一样，认为我当年的成就就是我能管人。这样的价值观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所以希望能够做些事来改变他们的看法，就写了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当时不是叫第一封信，而是叫一封信，后来反响还不错，所以又写了很多封信。我写这些信的初衷是希望能够促使我们的教育环境变得更适合学生健康成长，所以我主要写了对教育的意见，对家长的意见。

　　这一切跟我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用工作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应该是个人兴趣和义工的结合。人生在世，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正面的贡献，有可能有一天我会在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想想，我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也许是我对学生的影响，而不是我在微软、Google做的一些事情。

    至于质疑我的动机，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相信有人会做好事，总是觉得每一个人背后一定有利益心存在。我认识另一位外籍华人，他把自己的财富捐出来，但是在接受杂志采访的时候，人家也是这样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捐出来，捐出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今天一元化的价值观，大家都觉得成功就是发财、管人这种零和的状态成功。所以一个人说要做善事，要做对世界有意义的事，就一定是骗人。正是这种不正常的心态，导致了学生的迷茫，也导致了社会上的这些质疑。我多次看到这种质疑，我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或者思考它，能经过时间考验的才是真理。

　《商务周刊》：您在给中国大学提的九点建议中，指出许多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但同目前国内的其他一些问题一样，现行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您是否还有信心认为您给国内大学提出的那些建议能够在短期内引起重视并在现实中起作用？

　　李开复：就像我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我并不是期望这些建议所有人都会完美地执行。我给中国学生写的那些信也是一样，如果能够对一些教育家、老师、家长或者辅导员有一些启发，让他们有些不同的思维，这就够了。我不是要做教育改革，一个人的一篇文章也不可能造就一场改革。我想我也没有很细致地去写教育体系的问题，只是提出一些简单的建议，例如高校如何理解企业的需要，并将这种需要融会贯通，融入学校的课程。当然这样就需要学校做一些变化，比如奖励那些教学能力强的老师，而不是只做无用的研究。我想这些和教育制度没有冲突。